我的二本学生
我的二本学生
黄灯
30个笔记
序言 看见他们
他们的去向，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，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，不同级别的大学，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；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、省会城市；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、乡镇甚至乡村。一层层，一级级，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，干脆利落，并无多少意外发生。任何群体中，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，个体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，只有当事人知道。作为二本学生，他们踏进校门，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，没有太多野心，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，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，也接纳普通的工作，内心所持有的念想，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。毕业以后，他们大多留在国内、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，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。
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，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，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。他们的信念、理想、精神状态，他们的生存、命运、前景，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，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，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，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。
二 公共课
对人文学科而言，多媒体对课堂的干扰和伤害，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信息的泛滥及花哨的内容，让老师无形中倍感压迫，也让学生在深度思考和理解上，缺乏锤炼的机会和耐心。
四任班长
他始终难以对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协，而这种不妥协的结局，落实到个体的生存上，便是看得见的漂泊，和弥散到下一代身上的和他人确定的差距。
夹缝中的光芒
概而言之，毕业八年后，综观062111班学生的就业情况和生存状貌，可以看出，整体上，对八零后一代孩子而言，在房价平稳、低廉、经济上行的阶段，他们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，大都能拥有一份让人踏实的工作，并在工作的庇佑下，得以成家立业，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古老隐喻。很明显，对那些通过考公务员，得以顺利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学生而言，这种通道，显示了大学教育最为直接和原初的价值，和时代给他们提供的公平机会；对那些顺利进入银行、证券、保险行业的学生而言，他们的选择，得益于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学校提供的就业优势；对那些进入各类企业大显身手的学生而言，广东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，毫无疑问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土壤。当然，对那些一直坚持梦想，愿意在市场中搏击，敢于自己创业的学生而言，这是他们的自信，在时代和自我的认知中，最好的证明
分化已经开始
对非名校学历的迎欢而言，她最大的特点，是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工作岗位，都能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知，始终知道自己需要并能达成的目标。她不卑不亢，时刻意识到工作中若要获得别人的尊重，自己必须具有相应的价值，单纯吹牛拍马，在“求贤若渴”的三四线城市私企中并不可行。不止一次，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，她甚至敢给顶头上司提意见，“胆大，敢怼他们”；更重要的是，工作之余，她总是不忘提醒自己加强学习，一有空，就和搭档翻查公司过去的资料，在她看来，“功在平时，不了解历史，就写不出能产生共鸣的文章来”。在凌丰公司的两年，是她成长最快的时光，她一直坚信，“从工作获得的成长，不在乎工作时间的长度，而在于工作的深度，以及共事人的层次”
胜轩考公务员的经历，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，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务员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考公务员会演变为愈来愈烈的角逐。062111班学生毕业多年的实践，不过从侧面印证了这点。对他们而言，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，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，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。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，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，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，内心更为宁静。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，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，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、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条路能否走通，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。不能否认，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，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，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。今天，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，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，我目睹更多年轻学生，早已将考公务员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。我知道，对062111班的孩子而言，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，考公务员的可能，也算得
对照记
但到062111班那一批孩子，他们心中早已没有任何国家兜底的概念，从一入校，他们就接受了自主择业的观念，并在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，通过商业和竞争的通道，完成了自我社会教育。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从接手062111班开始，我的学生和我大学的同学相比，确实更认同商业的准则，也更拥有做生意的勇气。很多时候，我甚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，我办公室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，吃不完的茶叶、红枣，还有丝绸被、洗发水，都来自学生的推销；我的日常消费中，一些护肤品、小首饰、正式一点的包，都来自学生的供货。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，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。在我的大学期间，我不会因为拿纸蛇捉弄老师导致课堂骚乱而羞愧，但难以接受为了获取利润和差价，将商品推销给师长的行为。这种差异以及面对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，毫无疑问，显示了时代在我和学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。
不能否认，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，一种注重个人实力，但却易于导致失衡的教育图景早已变为现实。在“赌场”气质的市场化潮流中，能够在洪流中搏击的，顺应了资本隐秘规则的，往往能获得快速的财富积累，实现所谓的人生逆袭；而那些仅仅错过了一步，没有跟上转折节点，依然坚守劳动创造价值，固守本分稳妥的孩子，在随后无法理喻的市场变幻中，则就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一个班，从同一间教室出发，仅仅几年，就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差距。我知道，尽管志勇和胜轩会将个人的处境，归结到机遇、能力和命运，但作为班主任，一眼就能看出，制约他们的根本来自背后那个家庭。作为男性，他们之所以更难摆脱困顿，恰恰来源于男性的发展，在现实的运转逻辑中，更多受制于个体的资源。在仔细梳理062111班学生去向时，我还得承认，他们在理解个人命运时，面对被彻底市场化后的教育图景，很容易将个人命运与大的时代剥离，就业焦虑症的惯性，给成功学的登陆撕开了最好的裂口。
对二本高校而言，不得不承认，学生的分化，在入学前多半已完成，教育的实际功效，其边际效应早已递减。
062111班，站在裂变的边缘，大多数孩子已经站稳，但没有站稳的趔趄的几个，将伴随我的视线，落入一个挣扎的人群。
四 “导师制”
想起来自己学校也有这种制度，不过都是强制的。少部分老师只会招收达到要求的学生，然后很push，至少获得超过同学平均水平的结果。自己的导师由于也是教练，基本上放养，在重要节点和我聊过几次，挺受益的。大部分老师和学生以完成学院任务为主，都挺好的。
学生对我的信任，也激发了我的一个想法：既然系部没有硕士点和博士点，我可否通过双向沟通，挑选几个学生，在大学期间，跟踪和辅导一下他们的学习，看看是否有别的效果？
刘婉丽
无处不在的细密现实折腾她，一次次升腾起的期待，一次次不动声色地落空，多年的工作实践，她明白了做行政需要的本领：“八面玲珑”，“懂事、狡猾、情商高”，“将聪明用对地方”。她可以付出数倍的精力，以坚韧之心将烦难的事情做好，但无论如何，做不到“将聪明用对地方”，西北乡村质朴的土地赋予她的性格，并未在喧嚣、繁华的南方城市改变多少
徐则良
其实他写信的那些女孩，都是平时下课后，一起做作业、一起骑车回家的好朋友，“但都被我弄砸了，那段时光令人怀念，特别美好
他突然顿悟了一件事情，彻底原谅了童年阶段妈妈对自己的漠视、粗疏，他突然明白妈妈的局限，更多来源她的成长环境，来源她教育的匮乏和爱的贫瘠，而不能归结到后妈一样的坏心眼。
“说到底，还是人生没有目标，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，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前途的问题，变得迷茫”。
这是两种不同选择背后的真实人生，则良貌似镶嵌在繁华的都市，背后却有无尽的苍凉；鸿姚貌似落入贫瘠的村庄，背后却拥有稳定受人尊重的职业。
李沐光
我想起沐光在毕业前，根据“导师制”的约定，最后一次上交的作文，名叫《一路向北》，这个浪漫、倔强的标题，牵引出沐光走过大学的青春絮语。“如今，我坐在了大学的宿舍里，在电脑前敲出一路走来的心境，外面是冷雨寒风，心里温暖如春。朴树唱：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，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。那过去的一切确实回不来了，可那温暖的记忆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，它还会陪着我一路向北。”
子然和芳坤
在被子女的教育吸干一个家庭的水分后，干瘪的父母，正等待孩子大学毕业以后的回馈。
她第一次意识到，高考没有进入一本院校，没有进入985、211等高校，早已给她未来的选择，设置了重重的障碍。这些事实在高考的时候没有人告诉她，一些孩子放弃内地偏远处排名靠前的大学，进入广州这所以金融专业为主的院校，如果他们想以此为起点，进一步考研深造，南方的这座都市，事实上并没有给他们提供额外的方便。
呈现刘婉丽、李沐光、杜子然和颜芳坤的生命故事后，我突然对自己多年来私自实行的“导师制”产生了疑惑：在精英化和精细化教育幻象的牵引下，在一地鸡毛的大环境中，我不能掩饰自己，重回教育本源图景的企图。我想知道，在无数次粗疏而隐秘的师生交流中，这些自愿跟随我的学生，到底获得了怎样的滋养、成长？文学对于他们坚硬的生命和赤裸的前途，到底留存了多大的弹性空间？
我明显感到，世界的丰富维度，正以开放姿态呈现在所有群体面前，如何面对世界的发言，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声音和话语权。对年轻人而言，在真理逐渐模糊的时代，对真相的尊重，成为他们理解和进入世界最可靠的入口。单向度的金钱标准、消费主义的疯狂肆虐、信息时代对生命的占有、奴役、大学教育赤裸的就业导向，正构成我课堂下的年轻人，最真实的生命场景。他们必须拨开这重重迷雾，冲出无数疯狂的包裹，在个体虚幻的自由中，重建生命的踏实和妥帖。尽管在各类课程尝试中，我深刻意识到，尊重个体生存体验，对接独立思维能力，打通知识和能力之间的边界，是当下大学生成长的必经之路，但面对知识密集、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中的痼疾，我无法在单一的课堂实践中，达成如上目标。“导师制”的私下实行，不过为了听到学生的真实声音，进而在真实的交流中，促成他们面对自我，坦然清理个人的经验，并能在大学阶段，实现对自己内心的整理，也让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真正达成。
唯一值得安慰的是，从他们的讲述中，我悄然印证了自己的一种直觉，在艰难的生存突围中，文学曾经打开了他们生命的另一扇窗口，对文学没有理由的热爱、一所简陋的乡村图书馆、高中的课外阅读、一个好的语文老师，都曾是他们精神航标中的小确幸。在或黯淡或顺利的青春岁月中，他们内心持有的文学光芒，曾让年轻的生命发光。从孩子们的讲述中，我看到了一种从容，看到了文学对他们的抚慰，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柔韧和开放，看到了年轻个体，不得不赤膊上阵面对时代洗刷的淡定、从容还有顺受。我喜欢子然常用的“顺受”这个词，这一代人的青春和命运，其实早已在无人喝彩的开场中，下定决心独自面对。而“导师制”之于我，不过在教学之余，像一个好奇的旁观者，利用职业的便捷，获得一个机会，与他们相处，并由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扫描。
我惊讶地发现，和班主任经历提供的整体性认知相比，我“导师制”名下学生的个体命运，依然呈现了彼此吻合的特征：越是和学生深入交流，越能感知其背后的家庭，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痕，学生成长的可能性，越来越受制于家庭的溢出效应。我同样惊讶地发现，尽管在代际的偏见中，八零后、九零后甚至零零后，往往被贴上更多的标签，而事实上，如果能获得和他们平等交流的机会，其个体的丰富性，便会于自在的打开中，昭然若揭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尽管就业的局促、房价的高涨，已成为他们一毕业就无可逃避的生存压力，但某种建设性的力量，还是从他们身上倔强地生长。无论是婉丽、沐光、芳坤对故乡、亲人的回望和牵挂，还是子然小小年纪就投身公益的热情，都
让我看到喷薄而出的生命热力，和来自青春的尊严与尝试。
更重要的是，对我而言，因为“导师制”所带来的近距离观察，年轻人身上所呈现的丰富性，极大地纠正了我的偏见。客观说来，尽管对他们而言，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成色，在教育市场化的语境下，早已褪色了很多，但在和更多的学生具体交流后，我还是能感受到农村孩子上大学的重要意义。他们从最底层的社会挣扎出来，在转型期的驳杂中，经历的心灵磨难、挣扎，并不比父辈少半点。他们也许错过了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时代，但他们避免了，若不读书，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。当我从他们的讲述中，感知到身后一群群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如何在底层挣扎的图景，我能明显感到，那群被抛出的孩子，其无望、狂放，早已成为社会触目惊心的疤痕。对沐光而言，在破败的村庄，若不是通过读书，等待他的，很有可能就是二弟的命运。就算暂时不能在城里立足，他来到广州的突围，也算得上一次胜利的逃离，通过念大学，他至少避免了变成烂仔的可能。
作为一所普通大学的教师，我切身感受到处于高校生态链末端的二本院校，有着更为重要的使命，他们和无数普通青年的命运，有着更为深切的关联。
五 班主任（1516045班）
我满腔惯有的热情顿时冰封，他们只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动作，就足以消解班主任角色给我带来的“权威”，凛凛的漠然中，让我意识到一种真实的尴尬。我感到此前持有的、负载在班主任身上的话语系统，已难以进入他们的频道，更让我忐忑的是，我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念，在度量这个群体时，是否依然有效。
年轻的生命，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，被现实甩出，一个群体处境的塌陷，正越来越显示出坚硬的确定性。我内心潜藏的集体主义视角，以及负载在教师职业上的本能牵念，总让我不自觉地越过课堂的边界，将目光投向更多原子化的学生，我一直想通过具体的教学过程，廓清无数年轻人在遭遇教育产业化后，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命运？他们的出路和背后的家庭、教育的质量、整体的经济形势，到底有着怎样细密的关系？
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·帕特南在《我们的孩子》中的描述，我的大学时代，类似于美国五六十年代提供的教育背景，我的成长，得益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未崩塌的公有制教育。那时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，远未达到当下触目惊心的地步，普通家庭所承受的压力，要比今天小得多，但教育投资的回报，却要更为可靠和确定。在考察062111班毕业多年的境况后，我依然为教育对年轻人前途的积极作用感到欣慰：尽管读大学对整个家庭而言，更像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投资选择，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比我求学时代高得多；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，但我还是为班上大部分孩子，通过上大学能够换来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感到踏实的庆幸。
两份名单与网络原住民
整体而言，以上五种命名方法，都和他们真实的中文名字没有太大关系，但我相信每一种命名的背后，都有他们的认真和谨慎。我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名字的含义，也许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含义和意义，他们只不过想用符号建构一个隐蔽的世界，一个属于自己、阻挡他人进入的世界。我还知道，他们建了两个班群，一个加了我的班群，专门用来发布各类公开的信息；一个拒绝我的班群，我永远无法知道其中的秘密。
历史的尘埃飘过课堂
以我多年的观察，我发现所谓的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，学生最大的差别，并非来自智商，而主要来自他们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，进行学术思维的训练。这种综合的训练，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
十几年来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面对年轻人时，我始终坚持，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，能不能直面自己，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，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。
我想起李萌在讨论课上的话：“我们横着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，当然可以说，我们很骄傲，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，我们在全世界排在第二，但是，当我们纵着去看这个时代，我们会发现，每个个体的人变得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生，每个人只有一辈子，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奔波而劳动，我们的爱恨情仇，在整个时代背景下，不过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，但它却会真切地落到每个人身上，会让人椎心至痛。我们站在远方、站在高处，当然可以看到远方的河水波澜壮阔，但当我们置身人群深处的时候，是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？”
“从未想过留广州”
这一代孩子，面对自己的处境，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，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，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。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的这些现实，会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，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、充实、自我主宰、充满力量的生活。
潮汕女孩
文妍惊讶地发现，相比妈妈对自我存在和被理解的强烈渴求，她的同代人，尤其是九零后女孩，仿佛更愿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，更能坦然享受女性身份带来的现实便利。很多女孩并不认为待在家里，就是没有出息的表现，相反，如果经济条件许可，她们会注重打扮，注重自我享受，会将时间、精力花在学日语、插画、做甜点等兴趣爱好上；她们敢于表达，自信从容，哪怕是在居家的环境中，也懂得让女性的生命能量流动起来。这些女孩，衣食无忧，和文妍一样，都受过高等教育，但她们所受到的教育，并不完全用来解决就业问题，而是有助她们改变自我认知和对生活的态度。
“没当妈妈之前，我不会在意自己的行为，不会想去探索自己。当了妈妈之后，我会调整自己的状态，会好好去爱自己，会允许自己享受生命，不再为难自己，勉强自己，不再让自己活得蓬头垢脸，不再掩盖自己发光。我知道，对孩子最好的爱，就是让自己活得更有光彩，这样才能积蓄能量，去更好地爱家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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